王建辉：国有出版与非公经济的资本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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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出版与非公经济的资本合作在出版业的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中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在这方面湖北长江出版集团先行一步，做了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本文作者王建辉作为长江出版集团的党委书记、总经理，对此进行的论述与思考值得业界关注。

在改革开放以来出版业的30年发展中，非公经济即民营书业的发展是最突出的现象之一。经过30年，国有出版与民营经济的合作又成为一种新趋势，这种趋势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显现。两者的合作有多种形式，以资产为纽带的资本合作是合作的最高级形态。长江出版集团作为探索者，在与非公经济的资本合作方面走得比较靠前。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寻找这种合作，如湖南出版集团正在与一家大民营动漫企业进行合作商谈。从某种意义上说，国有出版与民营经济的资本合作是思想解放的结果，是体制创新的体现，也是出版资本运作的一种形式。于此，我想结合长江出版集团的实践，谈谈我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一、两个不同类型的合作典型

长江出版集团成立三年来，所做的事情当中我最为满意的事情之一是将国有出版与民营企业的强强合作纳入集团产业体系。集团组建后成立的控股公司，几乎都是和民营合作的。大家都知道长江出版集团在与民营合作方面有两个典型，就是北京图书中心和湖北海豚传媒公司，这是用不同方式做的两个典型。

 1.北京中心

这是一个新建的公司，大家视为民营，实际上是国有占主导的，其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国有独资管理体制，民营运行机制，叫做长江文艺出版社北京中心。在此阶段，在运行当中，从高层到基层，人们都有点担心：一是担心导向失控，二是担心钱是不是回到了国有。第一阶段运行了约三年，在改制清算时有几百万元利润回到了社里。第二阶段是国有控股体制，改建为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公司。尽管此时期实际注入资金并不大，但做成了股份经济，有了两个变化，一是集团总部持有大头股份，出版社也参与部分股份，这是国有的；二是让管理层骨干持有股份，这方面是民有的成份。在第一阶段，是我们想让大家把公司做大，在第二阶段是大家都想把公司做大。如果说这个公司是民营的，那是因为我们采用了民营机制。

2.海豚公司

这是我们进行股份改造而成的公司。海豚公司原是湖北省内民营书业企业中运作较好的一家，我方对其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尽管我们并不认为这是并购而是一种合作，但当时媒体还是说此为书业国有并购民营第一案。双方都认为有合作的必要性，我们对其进行了长达三年的充分了解，认为这家公司有比较好的公司形态，于是以双方都认可的方式，通过资产评估，进行股份合作，由集团总部、有关出版社与原海豚公司多方共同出资组建了该公司。这一次我们注入资金较大，有几千万元之巨。

这两家公司的运作有三点意义：一是本身是成功的，培育了两个新的有市场竞争力的市场主体，两家的年销售收入均已超过一个中等出版社的规模，而知名品牌价值更实现了几何级增长，并吸引了许多民营企业来与我们进行新的合作。二是有效提高了对集团主业的贡献，如2004年集团成立时一般图书市场占有率排第16位，2007年底即上升到6～7位，这两个公司做出的贡献是明显的。三是对国有出版的促进。起初集团内一般并不认可，后经过二三年的运作，对一般出版单位从观念到机制也有促进。在和民营企业的合作方面取得经验后，我们还考虑将来在我们的全资子公司当中，能够进一步扩大这种尝试，扩大这种运营模式，使我们的全资子公司运作得更有活力。

二、主业合作与辅业合作

主业需要与非公经济合作。我们在主业方面的合作，业内都知道。但实际上，我们在辅业方面与民营的合作也很成功，且规模更大。集团有9个控股公司，其中7个是与民营合作的，合作资金有几亿元。

在出版业要不要做辅业的认识上，人们的意见并不一致，其实对所有行业门类的发展战略是多元化还是专业化的认识都有不同，而且不同的战略也有不同的成败得失。管理部门希望做好主业，并不希望业内资金外出，而出版业的实际运作者们可能认为，在当前图书阅读率下降、纸张涨价而教材限价的情形下做好主业谈何容易，多数希望在坚持主业的情形下实现多元化发展。中部六省出版集团老总在2007年的一次碰头会上，一个话题甚至是主题就是如何做好辅业。河南出版集团办了一个农产品深加工工厂，江西出版集团更提出“主业做品牌，辅业赚利润”。我的看法，一是出版集团何以名之，就是要做出版，坚持出版不动摇；二是出版要开拓视野，寻找第二支点，第二支点就是辅业。所以，我提出长江出版集团要“主业突出，辅业强劲”。2008年我们集团加大了辅业力度，在找准方向的前提下，希望三五年有可能再造一个长江集团。

在辅业方面，作为国有出版的我们其实没有优势。一是找不到合适的项目，二是没有合适的专业人才。专业人做专业事是铁律，在辅业方面也是如此。怎样使辅业步子稳、发展快、失误少、效益好，比较好的是采取合作方式——多种形式的辅业合作方式，包括控股、参股与战略投资。合作选择谁？是国企还是民企？长江出版集团的选择是以民企为主。非公经济具有上述国有出版单位所没有的两个优势。而跟国企的合作有一个谁都想控股的问题，往往难以达成协议。

从某种意义上说，国有出版与非公经济在辅业方面的合作更能体现优势互补，更能反哺主业。事实证明，那些由我们控股与民营合资的公司都是集团内发展比较好的，对主业也有一定的帮助。

三、为什么合作与如何合作

为什么合作，无疑是个前提，这就是双方都感到有必要。书业作为特殊行业，其中的民营书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天然地会遇到发展的瓶颈问题，做大做强委实困难，有一家很有名的民营书业在这方面是一个例子：这家民营书店遍布全国，规模很大，也经营了较长时间，但最后还是很难做强。有理想的民营书业、非公经济必然要寻找发展的新思路与新方式，比较好的是寻找国有出版从而突破壮大的瓶颈，寻找发展的新机遇，甚至于它所盼望的前景是与国企一道捆绑上市。国有出版也在寻找做大做强的途径，比较好的也是在现有的民营书业中找到合作者，达到快速有效壮大的目标。这就是相互吸引，双方认可，优势互补。

国有优势体现在人脉、资金、政治与信誉方面。人脉就是政通人和，资金是一般民营企业的短板，政治优势可以带来安全感，这也是民营书业缺乏的。信誉就是民营企业与我们合作不会吃亏。

民营企业的优势表现为职工敬业、管理灵活以及效率较高。其产权明晰、利益独立、自主经营的特性，同市场经济的要求完全相容，是市场经济的天然伴侣。但在目前的国情下，它们难以进入出版的主阵地。

国有与民营互为优劣势，它们的结合可以成为新的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民营书业发展开始规范，国有出版转为企业，这就决定了可以实现非公与国有在出版领域的对接。这样国有出版引进了社会资本，民营书业从体制外通过这种合作进入体制内。这种以市场为导向，培育适合当前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新经济主体，各种所有制性质的主体在平等竞争中各展所长、共同发展，对于出版大繁荣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国有出版与非公经济“谈婚论嫁”不容易，共同生活更难。平等观念的树立不容易，这种合作不是大鱼吃小鱼。理念的相融相合更不容易，长期形成的民营理念与做法不易改变，长期形成的国有理念与思维也不容易突破。

与民企合作，国企除了要学习人家的管理，还要注意五条，一是寻找合适的合作者，要强强联合，能够互补；二是坚持国有控股（绝对与相对控股都是控股），控股就要进行财务监管，进行财务并表；三是推行项目股份制以解决国有辅业人才不足问题；四是要互惠双赢，给人家合情合理合法的利益。人家为什么要跟你，就是因为你可以给人家带来利益。在给别人带来利益的同时给自己带来较大的利益，是最好的经营原则；五是可以让民营方成为经营者，并在不侵害国有利益的前提下，发挥民营方的优势。

合作达成后，非公经济一是要改变经营方式，即改变家族式和家长式的管理。这种管理与现代企业制度有相当的距离，合资后要根据合资要求提升管理水平。其实国有企业也有管理优势，一位非公经济的合作者说，没有想到国有企业管理这么规范，这么有长远眼光；二是价值理解与认同。合资方价值部分趋同，或者说要进入控股方的大体系，这对员工好办，因为员工增强了归宿感，但对经营者来讲是件难办的事，需要逐渐理解；三是在继续拥有相同领域的同类公司的前提下，不能再有同质化竞争。

四、与非公经济合作要解放思想

从实践中我们认定，真正实现市场化，主动吸纳非公经济，全面推进和继续深入所有制和分配机制变革，应该是今后我国出版业改革的方向所在。在这一点上还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解放思想还要加大力度，思想解放永无止境。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我想，这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出版发展的不二法门。

思想解放是全方位的，涉及社会管理者、市场主体以及社会民众几个层面。

政府管理者的思想解放。解放思想，可以理解为就是要摆脱由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制度所编织的思想桎梏。社会的主流观念、普遍做法和具体制度，往往是由该社会的管理者构建起来的，这就决定了思想解放首先应该是社会管理者的思想解放，也就是说首先是政府与官员要带头解放思想。从改革开放30的实践看，政策总是落后于实践，因此要鼓励实践中的探索。官员思想解放的地方与行业，才会大发展。要建立为发展服务的管理，不能为管理而管理，一切不利于发展的管理要打破，一切阻碍思想解放的部门利益要打破。前不久看到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有一种反思：“新闻出版过去多强调‘繁荣’少讲‘发展’，这是很大的遗憾，只有发展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才能解决行业存在的问题，才能给新闻出版行业从业人员带来利益。”这一段话体现了十七大报告所提出的“更加主动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要求，抓住了新闻出版业改革与管理的要害。在当前的情况下，企业的发展受政府的牵引非常大，政府引导得当，见效就会很明显，反之亦然。

在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的历史跨越中，市场主体的思想解放也是关键。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说，要把企业交给企业家。几十年了，这个问题似乎还没有完全解决好。面对改革的种种复杂问题，企业与企业家常常不自觉地把目光投向政府，把解决问题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政府身上。企业与企业家本身也要解放思想，不能等靠要，要自觉成为社会改革的主导者。湖北省来自改革开放前沿地区的新任省长李鸿忠在2008年全省经济工作会上做报告时说，他有一个基本理念，产业第一，企业老大。他又说，做企业关键的是企业家，企业家是1，其他的是后面的0。企业做老大不易，只能是一个目标而已。但这段话对做企业的人还是有启发的。由于出版刚刚转企，与真正的企业还有相当距离，因此出版企业思想解放的步子应该更快一些，更应自觉接受新事物，锐意改革，而思想先解放的可以起到带头作用。如2006年国务院下文鼓励非公有经济进入文化产业，主要是指进入分销领域，而我们集团在内容领域比政策更前进了小半步做探索。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探索是成功的。

社会公众与企业员工端正对非公经济的认识，也是思想解放的重要任务。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过民众也有思想解放的问题。今天，非公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长期以来国家独有的出版业内，端正民众与企业员工对非公经济的认识却并不容易。业内对非公经济的不理解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对非公经济看不惯、看不顺眼，在他们看来国有出版才是正道，他们不能平等对待非公经济，天然歧视与本能排斥非公经济；二是非公经济是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可能还伴有一部分“原罪”，当社会财富分配发生倾斜之后，一些人就会出现严重的心理不平衡，对民营有仇富心理；三是非公经济在发展中同国有出版曾经产生过若干矛盾与冲突，形成国有出版业内一些个人的好恶，与民营的合作在感情上难以接受。我们在开始与非公经济进行合作时，人们的议论指责也是很多的，到现在成效已出来不少，但并不是说合作的所有方面都很畅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非公经济方面也要解放思想，思想不解放，也不能形成好的合作。一是要走出对国有出版的认识误区，把国有出版看成铁板一块僵硬死板是不对的。国有出版正在进行文化体制改革，正在进行体制创新，这种改革创新给国有出版带来新的体制机制活力，这是两者合作的基础；二是要克服小作坊与小生产心态，小富即安或把钱看成私人囊中物舍不得拿出来求发展是短视的；三是要树立企业责任与社会责任意识，包括民营在内的每个公民在追求个人价值实现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到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不能把个人的利益建立在损害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基础之上，必须自觉地遵守社会价值标准，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并进而意识到自己所肩负的历史重任，自觉地把权利义务联系在一起，肩负起权利义务均衡的企业责任与社会责任。

实现国有出版与非公经济的合作发展，是思想解放的结晶，最后我更要着重指出，它更是一种所有制结构的变革，这符合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而所有制结构的变化，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演进的根本制度原因，也必将是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大发展大繁荣的强大动力。

（本文作者单位：湖北长江出版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