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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科技出版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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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外科技出版的四项比较研究

 

大量的相关研究表明,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影响甚至决定着产业的发展水平。因此,改革和创新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业已成为各产业领域提升产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战略选择。通过对国内外科技出版产业发展实践的考察与分析,我们发现,僵化的管理体制与落后运行机制是困扰我国科技出版产业发展及其国际竞争力提升的根本原因。不改革落后的科技出版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是难以从根本上促进我国科技出版产业发展、释放科技出版产业竞争力的。创新科技出版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是促进我国科技出版产业发展及其国际竞争力提升的根本出路。2003年6月启动的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正式拉开了我国科技出版体制改革与创新的序幕。中央确定的35个宣传文化试点单位,就包括中国科学出版集团和人民邮电出版社两家科技出版单位。通过两年多的试点改革,试点单位的生产力得到释放,经营业绩明显提升。2006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同年7月,新闻出版总署又制定了《关于深化出版发行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为进一步扩大包括科技出版产业在内的出版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进行新的部署。其中,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文化体制改革要“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出版发行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则结合出版发行业改革的实际,提出了深化出版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原则要求和目标任务。

 

科技出版管理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涉及的内容非常宽泛,本文拟从科技出版市场准入、科技出版企业组织结构、企业组织边界和企业组织能力等四个方面,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一、创新科技出版市场准入体制

 

就出版产业而言,从世界范围来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准入条件有着很大差异。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出版市场门槛相对较低,外资不仅可以方便进入,甚至可以享受国民待遇;而另一些国家或地区出版业的市场准入条件较高,外资甚至国内非国有资本都难以进入。以美、英、德等出版业发达国家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包括科技出版在内的出版市场的开放程度较高,外资可以参与其出版市场的竞争,而以我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为包括科技出版在内的出版市场设定了较高的市场准入条件,不允许外资自由进入出版市场,直接或间接参与出版环节的活动,而对于中下游的出版物批发和零售业务也只有经过批准的外资方可进入。

 

我们认为,我国现行的这种出版市场准入制度总体上是正确的、合理的,完全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出版业的产业化程度很低,与发达国家不在同一水平层面,属幼稚民族文化产业范畴。考虑到出版业的意识形态属性,从维护国家民族文化安全的角度出发,不完全开放出版市场,限制外资进入是完全必要的,也是符合世贸组织相关规则要求的。

 

然而,如果单从科技出版来看,这种市场准入限制却未必是合理的。这其中的原因十分简单,即科技出版不同于如哲学社会科学出版,它基本没有意识形态的问题。刘杲先生早就指出,“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不属于意识形态,从而科技出版也不属于意识形态。”[1]既然科技出版没有意识形态属性,因而,开放科技出版市场自然也就不会带来所谓的政治与文化安全方面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认为,对科技出版采取区别于人文社会科学出版不同的市场准入制度应该是完全可行的。因此,创新科技出版管理体制首先就应该在科技出版市场准入方面有所突破,从促进我国科技信息有效传播,推进科技发展和科技创新的高度出发,重新审视我国现行的科技出版市场准入制度,适时开放科技出版市场,引进科技出版竞争机制。

 

科技出版产业市场准入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大致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即科技出版市场的资本准入、产品准入和人才准入。

 

科技出版市场的资本准入主要是指国家允许外资和业外资本进入科技出版市场,参与国内科技出版活动。外资和业外资本的进入既可以改变科技出版市场主体的总量,又能影响科技出版企业的规模与实力。以美国科技出版市场为例,由于其市场的高度开放,一些世界著名科技出版企业,如德国的施普林格(Springer Verlag)、加拿大的汤姆逊(Thomson)、荷兰的艾尔斯维尔(Elsevier)都纷纷落户美国,为提升美国科技出版国际竞争力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与此相反,我国的科技出版市场开放程度较低,包括科技出版在内的整个出版产业完全控制在国有经济手中,非国有资本和外资均不能参与科技出版活动(出版环节),“入世”也并没有改变这种状况。2005年文化部等五部委联合制定的《关于文化领域引进外资的若干意见》强调,禁止外商投资从事书报刊的出版、总发行和进口业务。正如吴旭君所指出的,“在我国出版行业是特殊行业,国家实行审批、许可制度。成立出版社要符合国家行政法规的规定,政府除依法审批外,还要对出版社的总量、结构、布局等因素作通盘考虑,基本排除了个人、合伙、合资、外资等形式开办出版社的可能。”[2]我们认为,这种市场准入制度上的差异正是造成中、美两国科技出版竞争力差异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外资和业外资本开放科技出版市场有利于我国科技出版竞争力的提升。

 

科技出版市场的产品准入是指境外科技出版物进入国内市场的开放程度,它是影响科技出版物进出口贸易的主要指标。基于科技出版物对科技工作的重要性,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允许科技出版物自由进入本国市场,所不同的是一些国家对科技出版物进出口企业的资质有不同的规定而已。从世界范围看,科技出版竞争力强的国家,对科技出版物进出口企业的资质要求低;相反,科技出版竞争力弱的国家对科技出版物进出口企业的资质要求则高一些。诸如在英、美等发达国家,对从事科技出版物的进出口业务与从事一般商品的进出口业务的要求几乎没有差别。我国的情况则不同,企业要获得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资质,不仅要具备与一般商品进出口经营单位相近的资金等方面的条件,而且程序更为复杂,要求更高。如《出版管理条例》对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的设立有一系列限制条件。目前我国经批准的出版物进出口单位仅有数十家,科技出版物进口市场主体数量明显少于出版业发达国家。在出版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中,试点单位基本解决了出版物进出口经营权问题,而非试点单位仍然没有这项权利。我们认为,凡是科技出版企业都应该可以从事科技出版物的进出口业务,这是创新科技出版市场准入体制的又一项基本内容。

 

科技出版市场的人才准入是指对外籍管理与技术人才进入境内科技出版企业任职(尤其是担任重要管理职务)的开放程度,属出版行业劳动用工制度范畴。一般而言,人才准入的门槛越低,限制越少,对于吸收和引进人才越有利。随着科技出版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发达国家的科技出版企业在资本国际化的同时也在不断推行员工的国际化。诸如施普林格、汤姆逊和艾尔斯维尔等大型科技出版集团在全球各地的分公司聘请高级员工时,几乎没有任何国别限制。我国的情况则不同,出版市场的人才准入门槛较高。相关文件[3]规定,出版企业主要管理岗位(如社长、总编、期刊主编等)须“持证上岗”,一般从业人员也陆续需要取得相应“职业技术资格”。毫无疑问,这些制度对于确保出版从业人员的政治、文化与技术素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确保文化市场安全的重要机制。但考虑到科技出版行业的非意识形态属性,适当降低科技出版市场的人才准入门槛,为科技出版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聘用人才提供更为有效的制度保障,应该成为科技出版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部分。

 

二、优化科技出版企业组织结构

 

无论是经济学还是管理学,都对企业组织在提升生产效率与产业竞争力方面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教授在198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中对古典经济学的“劳动”、“资本”与“土地”三要素进行了修正,并提出了将“组织”作为第四项生产要素的重要观点。他强调指出,组织在提高生产效率方面可以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马歇尔的这一理论奠定了组织要素在经济学中的重要地位。[4]在管理学中,迈克尔·波特教授将与企业组织直接关联的“企业战略、结构与同业竞争”列为其“钻石体系”的四个基础要素之一。他指出:“在国家竞争优势对产业的关系中,第四个关键要素就是企业。”[5]

 

在出版业中,企业组织在提高出版产业竞争力方面同样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出版企业的组织竞争力同样也是出版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这一点,发达国家出版界已有共识。英国商务部2000年发布的《知识经济时代的出版业:英国出版媒介产业竞争力分析(主报告)》[6]中就详细列举了英国处于领导地位的全部重要出版企业,以凸显这些企业组织对英国出版产业竞争力的特殊意义。此外,从欧洲出版委员会2005年发布的《欧洲出版竞争力评估报告》[7]将“出版产业组织变革”作为出版产业竞争力的四个评价指标之一同样可以看出,欧洲出版界对出版产业组织在出版竞争力评价中作用与地位的认可程度了。国内出版界同样也意识到了出版企业组织对提升出版产业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对于科技出版产业而言,出版企业组织的意义尤为突出。因为科技出版是一个高度垄断的产业领域,是一个“赢者通吃”的市场,其产业集中度非常高。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没有具备一定规模、结构合理、边界清晰和较强组织能力的科技出版企业,其科技出版产业的发展几乎是不现实的。目前,我国科技出版产业落后,科技出版产业国际竞争力低下,正是与我们缺乏这类有效的科技出版企业组织直接相关。我国科技出版产业要有大的发展,必须在科技出版企业组织建设上有所突破,通过企业组织结构的优化,塑造一批具有国际水准的科技出版市场主体。

 

产业组织理论认为,企业的组织结构是特定生产方式下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组织安排。波特教授曾指出:“企业的目标、战略和组织结构往往随着产业和国情的差异而不同。”[8]在科技出版产业领域,这种组织结构上的不同体现得尤其充分。就我们了解的情况看,我国科技出版企业在规模和内部结构等方面与以美、英、德、荷等国为代表的科技出版业发达国家存在巨大的差异,而进一步的研究证实,正是这些组织结构上的差异导致了企业竞争力的不同。

 

规模效益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在许多产业领域,这个命题业已被证明是正确的。在出版产业领域中,我们在大众出版市场还可以找到个别案例来说明中小出版企业也可以取得较好效益,但要在科技出版市场找到效益很好的此类个案恐怕十分不易,因为科技出版原本就是大企业的游戏。就我们掌握的情况看,发达国家往往是被少数大型龙头企业垄断了极大的科技出版市场份额。如艾尔斯维尔、施普林格、汤姆逊、麦格劳-希尔(McGraw-Hill)等,无一不是销售规模数以十亿美元计。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的科技出版企业规模普遍偏小,在570多家出版社中,属科技出版社系列的140多家出版社的平均年销售额仅有几千万元人民币,即使规模较大的企业,其销售基本上也没有达到1亿美元规模的。由此可见,要提升我国科技出版的国际竞争力,必然要在扩大科技出版企业的规模上下工夫。可以说没有企业规模的扩大,很难有科技出版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从系统论的角度看,结构决定功能和效率。中外科技出版企业在内部组织结构方面同样存在着重大差异。发达国家的科技出版企业完全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以市场为导向来确立其组织结构的。尽管发达国家不同的科技出版企业其组织结构也不完全相同,但是它们却具有一些共性,即企业组织的网络化、扁平化和柔性化。具有这些结构特征的出版企业可以对科技出版市场的变化做出快速的反应,有利于企业竞争力的提升。我国科技出版企业大多是在计划体制下组建和发展起来的,通常是比照行政机构建立起等级森严的科层制。近年来其内部组织结构虽然根据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有了一些调整和变革,但是,计划体制的色彩仍然很重,不少科技出版机构仍然存在机构臃肿、层级过多、反应迟缓等弊端,难以有效适应科技出版市场的快速发展变化,严重影响了企业竞争力的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讲,积极推进科技出版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导向优化出版企业的组织结构,促进科技出版企业组织向网络化、扁平化和柔性化的方向发展,不失为提升我国科技出版组织竞争力的有效举措。

 

三、科学界定与调整科技出版企业组织边界

 

组织边界是经济学的众多学派都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范畴。企业组织边界(通常称作企业边界)是指企业规模扩张的界限。企业边界实际上就是企业资源与能力的边界,企业可利用的资源与有效利用这些资源的能力决定了一个企业相对于其他企业的边界。对于包括科技出版企业在内的任何企业而言,组织边界的界定与调整都至关重要,它直接关乎企业竞争力的消长。

 

企业边界的合理界定是培育企业竞争力的基本策略。我们的研究发现,发达国家的科技出版企业大多能够科学界定自身的企业边界,几乎每一家知名科技出版企业都有自己明确的“目标市场”,完全看不到其盲目扩展“势力范围”的现象。大家所熟知的艾尔斯维尔、施普林格、汤姆逊等国际科技出版巨头,尽管其出版的学科专业范畴很广,但是这些大型科技出版集团往往都分设许多家子公司,下辖多家专业性极强的出版社。这些下辖出版社的边界都十分清晰,通常仅仅专注于某个学科专业的出版活动,力求“做精做深”,而绝不会涉足与自己的优势和特长不相吻合的出版领域。

 

我国科技出版界的情况却大有不同。我们的大多数科技出版企业尽管规模不大,但涉及的学科专业领域却都非常宽泛,没有清晰的组织边界,没有明确的目标市场。应该说,我们的科技出版企业大多是从计划体制下走过来的,原有的专业分工实际上带有明显的组织边界痕迹。尽管这种组织边界不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产物,但是完全打破这种“边界”却又不能形成新的“边界”,出现所谓的无序竞争、恶性竞争也就不奇怪。这样的环境对出版企业竞争力的提升显然是不利的。因此,我们认为我国科技出版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必须从科学界定企业的组织边界着手,只有根据企业的优势与特长清晰地界定出企业的组织边界,我国科技出版竞争力的提升才有可能实现。

 

企业的组织边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市场环境与企业自身条件的发展变化应该进行适时调整的。企业边界的调整是影响企业竞争力的又一个重要方面。企业边界的调整,实际上是企业成长方式的选择。企业组织边界的调整方式不外乎两种:一是纵向边界的调整;二是横向边界的调整。

 

纵向边界是指企业沿产业流程进行一体化发展的边界。纵向边界的调整则是指企业运用“纵向一体化”策略沿产业流程进行边界的扩张或收缩。科技出版的产业流程大致包括科技出版策划、编辑与制作、发行与服务等主要环节。由于科技出版产业流程各环节具有比教育出版、大众出版更强的关联性,因此,发达国家的科技出版企业普遍倾向于按“纵向一体化”策略扩展企业的纵向边界。在发达国家,大多数科技出版企业不仅从事科技出版物的策划、编辑制作等上游环节活动,而且发行与市场服务也都由科技出版企业自己来完成。这种现象正是科技出版企业扩展纵向边界的结果。

 

横向边界则是指企业进行水平扩张的边界。横向边界的调整是指企业运用水平扩张策略扩展企业横向边界。科技出版企业横向边界的调整可以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第一,增加科技出版物产品或服务的类别与数量,以扩大企业规模,通过获得“规模经济效益”来扩展企业边界,提升企业竞争力;第二,实现多角化经营,拓展企业经营范围,通过获得“范围经济效益”来扩展企业边界,提升企业竞争力。从发达国家科技出版产业领域的情况看,第一种方式是一种普遍选择。艾尔斯维尔、施普林格等世界级的大型科技出版集团几乎毫无例外地选择使用了第一种方式。例如,1989年施普林格收购美国医学论坛出版公司,1994年艾尔斯维尔收购美国米德数据中心公司,1998年荷兰的沃尔斯特·克鲁维尔出版集团收购美国科技医疗出版社等,都是期待通过规模扩张以获得“规模经济效益”的方式来实现企业边界的横向拓展的。需要强调的是,在发达国家的科技出版领域几乎看不到以上述第二种方式来拓展企业边界的案例。

 

与发达国家科技出版企业相比,我国科技出版企业的边界调整策略完全不同。一方面,在纵、横向两种边界调整方式中,我国科技出版企业普遍青睐横向拓展方式而忽视纵向边界拓展方式,对科技出版产业流程各环节的关联性重视不够,在扩展企业边界时不习惯优先考虑扩展纵向边界,往往将产业流程的下游环节交由其他企业去完成,而自己去选择那些远离科技出版的其他领域扩展企业的边界。显然,这正是我国科技出版产业“一体化”发展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原因所在。另一方面,在横向边界调整途径的选择上,国内科技出版企业使用的也多是发达国家同行极少采纳的多角化经营策略,忽视产业的规模效益而觊觎范围效益。毫无疑问,这对我国科技出版产业的专业化发展有着极大的负面影响。

 

四、着力培育科技出版企业组织能力

 

“从根本上讲,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基础在于企业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而竞争力的基础则是企业的组织能力。”[9]对科技出版领域而言,企业组织能力也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企业组织能力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大家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例如,厦门大学余红胜博士认为,“企业组织能力是企业获取外部资源,动员内部资源并加以有效配置的能力,是企业所具有的各种能力的总和”,[10]它“涉及到方方面面,如企业购销能力、研究开发能力、生产流程管理能力、环境应变能力等等。”[11]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部副主任高世楫先生则指出,“企业组织能力由企业的管理能力、功能性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构成。”[12]从科技出版产业视角看,以下三个方面的组织能力对于科技出版企业竞争力的影响特别值得关注,也是在塑造科技出版市场主体中所应给予特别关注的。

 

第一,获取科技内容资源的能力。对科技出版企业而言,获取科技内容资源的能力比企业的产品开发能力、生产能力和市场营销能力更重要。科技出版企业只有具备了这种能力,才能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科技出版物产品和服务。发达国家的大型科技出版企业都特别重视对这方面能力的培养。就我们了解的情况看,发达国家的著名科技出版企业,一方面通过依托国际性、全国性的重点科研机构、各学科专业领域的重要学会、学术基金会等,广泛联系各学科专业领域的一流专家学者,为及时获取高端学术内容资源创造有利条件。另一方面,还通过各学科专业领域的知名国际学术组织,定期联合举办各种重要学术会议,提升控制会议学术成果资源的能力。相比较而言,我国科技出版企业这方面的意识都比较淡漠,相应的能力差距就更大。因此,要提升我国科技出版企业的竞争力,培育具有竞争力的科技出版市场主体,就必须首先提升科技出版企业获取与控制科技内容资源的能力。

 

第二,创造性地应用新技术的能力。与出版相关的技术进步,为不同的科技出版企业提升竞争力创造了同等的条件。然而,相同的技术对不同出版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却大不相同。这种差距显然是由不同出版企业应用新技术的能力所决定的。数据库出版、开放存取出版等新兴出版形式,在线评审技术、反抄袭技术等审稿手段,“一对一”营销、定制服务等科技出版物销售与服务方式,在科技出版业发达国家的广泛应用,大大地提升了它们的科技出版竞争力。遗憾的是,这些新兴出版方式、审稿技术手段和营销服务方式还远未受到我国科技出版企业的应有重视。技术创新给我们带来的缩小与发达国家科技出版产业竞争力差距的大好机会就这样被错失。

 

第三,学习能力。丹尼斯·舍伍德(Dennis Sherwood)的《第五项修炼》指出,学习型组织是未来成功的惟一模式。组织的学习能力是指企业组织的进取性与吸取新知识和新思维的能力,组织的学习能力关乎企业的长期发展。企业只有通过不断学习,才能提高自己的执行能力、生命力、竞争潜力和增长潜力。发达国家的科技出版企业可以从资本市场学会资本运作,广泛用于科技出版企业的兼并与融资,以服务于科技出版企业的“做强做大”;从IT市场可以学到重要的现代信息技术,并大量应用到科技出版流程的改造之中,以提升科技出版的效率和效益。说得夸张一点,发达国家科技出版竞争力的每一点提升无一不是学习的结果。可以相信,没有学习能力的提升,也就没有我国科技出版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注释

[1]刘杲. 市场经济、信息化和科技出版. 科技与出版,2006(6)

[2]吴旭君. 论出版业的市场规则和市场准入——从新修订的《出版管理条例》等法规谈起. 出版与印刷,2002(2)

[3]1995年12月,新闻出版署、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教育委员会、人事部颁发的《关于在出版行业开展岗位培训实施持证上岗制度的规定》;2001年8月,国家人事部和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发布《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暂行规定》和《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

[4]马歇尔. 经济学原理. 华夏出版社,2005

[5][8]迈克尔·波特. 国家竞争优势. 华夏出版社,2002

[6]DTI Publishing in the knowledge economy: Competitiveness analysis of the UK publishing media sector(Main report)

[7]EPC Assessing the Competitiveness of European Publishing 2005 11

[9][12]高世楫. 企业国际化:提高组织能力 增强竞争优势. 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20050912/093219601

00.shtml-67k

[10][11]余红胜. 国有企业国际竞争力研究.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4

(本文作者单位: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科技出版国际竞争力研究”(项目批准号70573081)和NCET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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