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民族题材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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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的市场和出版选题方向

近些年来，随着少数民族文化与生活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很多作者、出版社（包括非民族类）进入到了“民族题材类”图书的出版领域，为繁荣“民族题材类”图书出版市场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他们的实践探索和成功经验，以及新的思路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同时，民族类出版社的非民文图书出版业务如何融入市场也将是下一阶段出版事业改革中的重点内容之一。因此，围绕“民族题材类”图书出版市场的话题一时成为了关乎民族出版事业改革和发展的热门话题。笔者认为“民族题材类”图书的出版市场还是大有可为的，下面笔者结合自身的实际工作和一些兄弟出版社的成功经验，就如何拓宽“民族题材类”图书的出版思路谈几点个人认识和体会。

一、“民族题材类”图书

有着很广阔的出版市场

在目前全国573家图书出版社中，用民族文字出版图书和民族地区的出版社共有37家，其中有民族文字出版任务的出版社有32家，占全部图书出版单位的6%，这32家出版社担负着出版23种少数民族文字的任务，年平均出书近5000种。另外，除了出版民族文字图书以外，还出版有大量的以汉文或汉文与外文、汉文与少数民族文字对照的民族题材类图书。

笔者以为，“民族题材类”图书从其出版类型上大致分成民族文字和非民族文字这两块，而从题材的内容来看则是一个相对笼统的大概念。除去民族文字（包括民汉、民外文对照版等）图书的那一块之外，在以汉语（或外文）出版的图书里只要是涉及了有关我国少数民族政治理论、社会经济、历史地理、文化风情等内容的，就都可以纳入它的范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解读“民族题材类”图书的概念，那么可想而知其出版市场就非常大了，进入这个领域的所谓“门槛”也就低了不少。这也正是目前各个出版社都可以比较容易地选择最适合自身特点的选题角度“进入”这块市场的有利条件。比如，可以出版反映少数民族地区民俗旅游、休闲类的书，包括很多个人旅行（到少数民族地区）游记类的图书；出版反映与少数民族宗教、文化有关的图书等等。就目前情况看，对“民族题材类”图书的界定已相当宽泛了，例如一本《丽江柔软的时光》、一册《藏地牛皮书》令书界为之侧目——原来书还可以这样编，也让读者看到原来中国的边疆民族地区还有这么多好看的地方、好玩的东西。像这样的书我们叫它旅游指南书、生活休闲书都可以，算它是图文摄影画册亦未尝不可，把它列入民族题材类型的选题里也是很“正宗”的。因此可以看出，不论是在所谓的专业分工上，还是在市场定位上，抑或是在读者购书取向上，既无必要也不太可能硬性地划分出来哪一些就一定算是或者不算是“民族题材类”图书。

可见，要使得“民族题材类”图书的出版市场大有可为，积极整合现有的市场资源，构建一个兼容性强的“平台”是一项基础性工作。换句话说，在把握住“民族题材类”图书的内涵核心后，应该充分拓展其“外延”，让更多形式的、更多主题的图书“进入”到这个选题领域里来，让“民族题材类”图书这个“板块”能够形成一定的规模和较强的品牌影响力，这不论是对于深度开发选题，还是对于后期的市场营销，都会有良好的效果，特别是对于传统民族专业类出版社走向市场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

二、多元的少数民族文化

提供了丰富的选题资源

选题从哪里来？要从历史和现实的生活中来，而丰富多元的少数民族文化正是一块肥沃的“选题”土壤。在当前学术繁荣，学科相互交融、交叉的大背景之下，民族学理论和与其相关的学科理论必定互动影响、兼收并包，表现的形式就是在理论成果和研究方向、方法上呈现出个性化和多元性。这反映到我们图书出版工作中就是要打破以往的“思维局限”，要拓展民族类图书选题范围的外延，以民族学为基础，形成多学科资源综合利用的选题视野和思路。随着大量新内容、新观点、新角度、新方法的出现，选题品种必会出现丰富多彩的局面。

几年前当“丝绸之路”学术研究暨中国西部考古、探险成为社会文化热点的时候，笔者曾适时地策划、编辑过一套“走进中国西部的探险家”（人物传记类）丛书，其中包括有读者已熟识的斯文?赫定、斯坦因等人。对于这样一套丛书，读者既可以当人物传记来看，也可以看作是考古、探险的知识读本，同时我们社在出版时也把它纳入到民族类图书的范围。这是因为书的内容（传主的活动）大部分涉及到中国西部的边疆地区和生活在那里的少数民族同胞。不管他们的工作是属于人类学范畴还是考古学范畴，或是地理探险活动本身，其实都是处在一个大的“民族学”背景之下的，或者说他们的活动与取得的成果都是与当地民族（部落）的社会文化相联系的。这样的书难道不算是“民族题材类”图书吗？从以上的例子里我想说的是，在所谓的“民族题材类”图书的选题策划中，我们应该有一个把学科的大背景置于更广阔、更宽泛的舞台中的观念，这样在选题的策划中就不会受到某种条框的约束，不会感到资源的匮乏，而是呈现出一种“民族学背景”搭台、众学科一起“唱戏”的场面。另一方面读者群也会大大扩展，而读者所获得的信息也是复合型的、多侧面的。

就目前的市场情况看，“民族题材类”图书这块市场正在逐渐“做大”，而且已经显示出巨大的市场潜力，除各家民族类出版单位各自发挥优势，不断开拓选题深度和广度之外，很多文化类、综合类的中央和地方出版社纷纷“抢滩占地”，从他们各自有利的角度去寻找选题，开发市场。让人感到踏实的是，我们无需担心“民族题材类”图书选题资源的后劲如何，因为它是植根在一片“多元文化”的土地之中的，有壮大发展的基础。从选题的资源角度来说，文化的多元性使它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三、“民族题材类”图书出版中

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在“民族题材类”图书出版活动呈现上升势头的大背景下，笔者也注意到在一些选题的策划和出版过程中，由于有些作者、编者对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宗教信仰、民俗风情等情况不太熟悉，特别是出版单位的相关责任人对有关的民族政策把握得不够，出版程序中把关不严，致使在一些出版的图书中屡屡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在社会上和读者中造成不好的影响，有的甚至带来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由此让笔者联想到目前“民族题材类”图书出版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出版“民族题材类”图书要防止两种倾向

在“民族题材类”图书出版中，大量书稿会涉及与少数民族有关的历史文化、宗教、生活习俗等内容，因此，在实践中有这么两种倾向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一种是“害怕”的情绪，觉得民族、宗教选题政策性强，内容敏感，风险大，能不碰就不碰，采取一种回避的态度。的确，在少数民族的文化和生活中有许多方面是与他们所信奉的宗教有着紧密联系的，如果我们不了解，不能很好地在出版工作中掌握和运用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那么这种“风险”就时刻存在着，而绝不会因为我们少出书，“风险”就自动变小了。另一种则是编辑出版过程中脑子里民族宗教政策这根“弦”绷得不紧，相关的知识和政策储备不足，工作中存有侥幸心理，有时甚至是不求甚解，自以为是。这两种倾向对于我们做好民族题材类图书的出版工作都是有害的。民族宗教题材一直是出版领域里容易出现问题的“高危”地带，所以我们既要防止因责任心缺失、把关不严造成的出版事故，同时我们更不赞同“不作为”的思想，因为“民族题材类”图书出版市场的繁荣同样要靠大家共同努力来创造。

2．要严格执行出版纪律，加强审读稿件工作

随着“民族题材类”图书出版市场的繁荣，作为出版单位更要加大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有关出版政策的力度，其具体的表现就是要严格遵守出版管理规定和宣传报道纪律。对一些不该出版的书坚决不出，对一些不该用的材料坚决不用，对一些模糊的东西要敏感，不能片面强调市场需求而放松大局意识和全局观念。比如一些伪科学的东西会打着民俗的旗号，或者把民族文化中糟粕的东西包装成“弘扬传统”的面目出现，这类情况在我们碰到的选题中时有出现。对此，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辨别力。

要具备这样的能力就要求我们平时必须注意学习有关少数民族的政策理论，对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知识、风俗习惯等要有足够的了解，最起码也要有高度的敏感性，有些问题拿不准一定不能轻易放过。在审稿过程中，有些东西往往并不能一眼就看出来，有些甚至是以学术研究的成果或专家的学术观点的名义出现在书稿中，对这种情况我们既要尊重专家们的意见，但也不能一味迷信权威，人云亦云。像近期受到通报批评的反映某民族“民间文化”的一书，其中的某些所谓“学术”观点引起了该族同胞的不满，造成了严重后果。可见，一些看似历史、学术和个人观点等的问题，反映到出版物中就是政治问题、民族团结问题和现实的社会问题。千万不要把一个“称谓”、一个“提法”当成是一件小事，往往一根“导火索”引发的是一连串的“大爆炸”。

同时，在出版管理程序上要加大监管的力度，特别是非民族专业类的出版单位，在处理相关民族题材类选题时，更要特别重视，不能当成一般性稿件来对待。

3．选题需要出新意，但猎奇的思想要不得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选题追求新意本无可厚非，但是猎奇的心态却要不得。少数民族社会的历史在发展进程中存在着差异，风俗习惯也各异。我们要弘扬的是少数民族文化中优秀、精华的内容，所以在反映他们的生活时可以有不同角度，表现形式上可以有变化，把很多过去不为外人了解的少数民族文化用作者、编者独特的视角创作出来，这是选题的创新。相反，如果选题是专盯在那些文化中糟粕的东西，还要假借弘扬少数民族文化的旗号进行传播宣扬的话，那就会出问题。现实中，很多出了问题的图书原因大多在此，其“选择材料内容的标准不是看主题是否健康，而是关注它们是否离奇、荒诞，能否博得读者一时的感官刺激，这就是选题的出新与猎奇之间本质的差异。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民族题材类”图书的出版市场大有可为，繁荣这一市场不仅能给读者带来丰富多彩的图书品种，带来大量的文化信息和精神享受，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它能够弘扬我们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为构建包括各民族同胞在内的和谐社会提供精神文化的基础。

（本文作者单位：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